1954年8月17日，高岗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49岁。次日，李力群在悲痛中带着四个孩子和未出生的第五个孩子，几乎一无所有地搬离了曾经的住所——那座占地广阔的原法国大使馆官邸，转而入住新街口的一处衰败四合院。那里已不再是光鲜亮丽的生活圈，失去了警卫和工作人员的陪伴，李力群的生活瞬间变得艰难。 在高岗去世后，李力群面临独自抚养五个子女的巨大压力。周恩来曾对她表示：“你如今仿佛从天上掉落到地上，可能会受到冷落，需保持坚强，务必把孩子们抚养好。”后来，毛泽东指示：“高岗的孩子们由组织来抚养。”根据此指令，组织每月为高岗的每个孩子提供40元生活费，这在当时可谓一笔不小的金额，远超过大多数干部的工资。同时，组织为李力群安排了炊事员和司机，并提供了住房。 尽管李力群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然而政治上的压力随之而来。她从教育部调至劳动部培训司，行政级别也由11级降到13级。不久后，李力群又被下放到教育部“五七干校”。 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被指责为“为高岗翻案”，引发了广泛的政治风波，众多干部受到牵连，作为高岗的妻子，李力群首当其冲。1966年，“文革”开始后，李力群再次遭受打击，她回忆道：“革命群众涌入我们家进行批斗，占据了四合院的东南西三面房屋，我们一家六口被挤到北面的那几间房子里。” 随后，李力群还被多次要求撰写揭发材料——批斗彭德怀时，有人希望她揭发彭与高岗之间的“阴谋”；在林彪事件后，又有人希望她揭发林彪和高岗之间的“更大阴谋”。这些日子成为李力群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刻。 1971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心下，李力群和分散各地的子女得以陆续返回北京。自1971年12月起，李力群先后在北京图书馆和教育部学生管理司工作，并曾担任教育部学生管理司办公室主任和顾问，逐渐恢复了政治上的待遇，1974年她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7年成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从此她在重大节日里受邀出席国宴，也享有在天安门观礼的荣誉。 1981年，李力群正式恢复了原有级别。1987年，她选择离职休养，并根据副部长级享受医疗等待遇。尽管李力群在离休后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内心深处却始终挂念着未能完成的心愿——为丈夫高岗争取平反。 事实上，在“文革”结束后，李力群便开始为高岗的平反而努力。她回忆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曾表示：“高岗属于党内问题，不是反党、反毛主席，虽然有错误，但只是自由主义。”可由于邓小平和陈云等人的反对，高岗的平反始终未能实现。 在离休后，李力群继续积极撰写相关材料，如《紧密团结在毛泽东周围——高岗与七大》及《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高岗》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诉。每届新的中央领导上任时，她都会写信反映情况。1999年，高岗生前的秘书赵家梁也向中央上书，认为“高岗的反党问题是我党建国以来第一个冤假错案，理应得到纠正”。 2004年6月，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洪祝及中纪委副书记张惠新代表中共中央探望李力群，指出党中央对重新审理高岗问题非常重视，组织已查阅了大量档案，认为“高岗同志为党和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对西北、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及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有着积极影响”。 李力群听到“高岗同志”这一称呼感动得泪流满面，然而赵洪祝坦诚地说：“1955年的决议仍难以纠正，党内意见不一，时机尚未成熟，请耐心等待。”此后，官方对高岗的态度逐渐缓和，如重修墓碑、允许出版传记以及在纪录片中提及他的名字等，但始终未正式为他恢复“同志”身份。 2020年4月6日21时37分，李力群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7月31日，她的遗体在八宝山殡仪馆进行告别仪式。这位经历了革命烽火、家庭变故、政治风浪与平淡坚守的老人，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人生旅程。
